日前，国家标准委、教育部、国家语委在京联合发布了《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》系列国家标准，明确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应遵循合法性、规范性、服务性、文明性的原则，不过度使用英文。人类语言的差异和互通的需要注定使得翻译有着漫长的历史，在中国，翻译也是个古老的行业。而在21世纪，全球信息共享成为共识的时代里，在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领域依旧有着因“翻译”造成的尴尬。这背后，有着怎样的原因？面对网络时代，翻译面临着那些新问题？
“标准”明确四大原则 交通牌、菜谱都有了“官称”
公共服务领域外文译写是城市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，不过，目前我国一些地方的公共服务领域外文译写都存在不规范的问题，急需制定统一的外文译写标准。此次发布的《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》系列国家标准，明确规定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要遵循合法性、规范性、服务性、文明性四大原则。
“标准”规定了交通、旅游、文化等13个服务领域的英文译写原则、方法和要求。例如，“译文应符合英文使用规范以及英文公示语文体要求，一般不按原文字面直译；译写时应通俗易懂，避免使用生僻的词语和表达方法；场所和机构名称一般采用 专名用汉语拼音拼写、通名用英文翻译 的方法；译写不得出现有损我国和他国形象或有伤民族感情的词语，也不得使用带有歧视色彩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译法”等等。
“标准”还以“资料性附录”的方式，为各领域常用的3534条公共服务信息提供了规范译文。这将有利于改善当前我国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不规范的现象，提高国家外语服务质量和服务能力。该“标准”将于今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。
在公共服务领域中，有时需要将中国特有的事物和现象翻译成英文，因此需要采用合适的译写方法，力求准确地予以表达。比如，“标准”中附录的餐饮业英文译法示例中，明确了鲁菜的译法为“Shandong Cuisine”，川菜为“Sichuan Cuisine”，麻辣烫为“Spicy Hot Pot”，拉面为“Lamian Noodles”，刀削面为“Daoxiao Noodles”，馄饨为“Huntun Wonton”。
“标准”还规定，公共服务领域应当针对实际需要使用英文，不应过度使用英文，译写时应通俗易懂，便于理解，避免使用生僻的词语和表达方法。“标准”为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提供了规范、准确、权威的参照，适用于全国范围。国家语委相关负责人表示，该“标准”对规范我国公共服务领域的英文译写具有重要作用，教育部、国家语委将会同国家标准委及相关部门、行业，采取有效措施，推动“标准”的贯彻落实，切实加强“标准”的宣传推广，大力推动“标准”的贯彻实施，全面提高国家的外语能力。
译者不为尴尬译文“背锅” 译文反映时代需求变化
天津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华云鹏表示：“参与制定标准的几位专家都是行业内的权威人士，他们的翻译译文十分准确。”他还认为“ 标准 的颁布十分有意义，在当今也十分必要。但重点在于实行，大家都应当按照 标准 去做，重视公共领域的翻译问题。”通常，英文翻译存在“信达雅”这一概念，但华云鹏认为，在公共领域，信与达的标准更为重要。
在华云鹏看来，在如今的很多“译文笑话”中，翻译者都成了背锅者。而实际上，造成译文错误的原因十分复杂。很多看似不够准确或者略显生硬的译文都是译者“仓促”工作的结果，而这种“时间紧，工作量大”的情况，在现实的翻译工作中是一种常态。华云鹏介绍：“以企业举例来说，不少国内企业在创办初期并未考虑过扩展国外市场的问题，伴随着不断发展，中国越来越多本土企业增加了跨国业务，对于英文资料的要求大量增加。”在这个过程中，翻译者无法贯穿企业发展的每一个环节、每一种产品与技术。从个案到企业，翻译行当往往处于整个体系的“下游”。译者并不能对每一个过程熟悉且了解。华云鹏说：“大量的问题出在一些企业的门户网站上，不少企业的英文页面都是对中文页面的直接翻译。打开一个知名航空网站页面，发现排在前面的城市都是中国城市，这体现得不仅仅是翻译的问题。”
造成国内诸多公共领域翻译错误的问题一方面在于没有公共标准，同时也有英文并非为“应用”而为“装饰”而标识的问题。如今这样的现象在一些二三线城市依旧存在，一些公共场合或者商家的标识牌认为加上英文会更“洋气”，这样的做法从上个世纪开始就屡见不鲜。华云鹏说：“这样的翻译不仅错误百出，甚至仅仅是拼音。”
思维与观念是差异要点 机辅翻译不能替代译者思考
华云鹏认为，翻译出错往往可以归为三个主要原因：第一是语言水平不够；第二是对文化、政治差异的了解不够；第三才是工作态度问题。其中，文化差异是造成译文错误的一大因素。华云鹏用“微信红包”举例，如果用直译的话会翻译成“红色包裹”，这与事实不符；如果在英文中找到类似的词，有人会翻译成“优惠券”，可与原意也有差异，因为国外并没有红包这一习俗的原始概念。而随着微信的使用人数增多，该概念在被全球发现的过程中遇到了翻译上的尴尬，这就是文化沟通上的问题。
文化上的差异也体现在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上，即使能够突破语境可以理解的词也不一定能够被外国人接受。华云鹏说：“比如我们公交车上常常出现的老弱病残孕坐席，虽然可以直接翻译成外国人可以懂的译文，但是在他们的思维方式中是不愿意让别人认为自己老和弱的。”在我们的文化中看似普遍的内容，在西方人眼中可能会是一种不尊重，从而产生误会。在华云鹏看来，在国外公共场合的一些中文译文标识还是显得更为认真，在“用心”这个问题上，我们做得还不够，很多公共领域的翻译没有考虑到对象的需求。
翻译行业面对的一大问题还是“机辅翻译”造成的错误，也就是我们常见的“在线翻译”，在让翻译工作变得轻松的同时，这种直译也隐藏着很多错误。华云鹏认为，“翻译软件取代人的工作，短期内还无法实现。语言的翻译需要涉及情感问题，一个重音，甚至一个拉长音都会表达出不同的情感，越接近情感和心灵的内容越难以翻译，对于机器来说更难以做到。所以，在翻译领域还没有阿尔法狗。”在他看来，机辅翻译非但不会代替翻译行业，反而让译者更为专业，让译者的标准更高。
我国翻译始于汉代
玄奘提出 “求真、喻俗”
当许多国家还没有自己的文字的时候，我国的翻译事业就产生了。据有关史书记载，秦朝的语言中已有了外来语，说明当时已有翻译活动了。但比较一致的看法，认为我国的翻译业始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，即公元一四八年。东汉至北宋时期是以佛经翻译为主的时期，历时约一千四百年。后汉时安息国人安世高，将梵文《安般守意经》等九十五部佛经译成汉文。
从隋到唐，是我国翻译事业发达的一个阶段。隋代的释彦琮，梵文造诣深，并总结出一些翻译理论来指导实践。释彦琮以后，出现了一个翻译巨星玄奘。玄奘于唐太宗贞观二年去印度求经，十七年后回国，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，译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；并将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，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国外介绍的中国人。玄奘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有所贡献，他提出的“既须求真，又须喻俗”的翻译标准，今天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。
北宋时的乾德开宝年间，宋太祖派人西去求经，印度也派名僧来传法。宋太宗还在开封的太平兴国寺内兴修了译经院，从事佛经翻译，但盛况已不如唐初的极盛时期，到南宋，则渐渐地走向衰落。
明朝至五四运动时期，我国翻译事业进入一个新的转折性阶段。翻译的内容主要是西欧各国的科学、哲学、文学等著作。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玛窦合作，翻译了欧几里得的《几何原本》《测量法义》等，对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。严复所译作品多系西方政治经济学说，如赫胥黎的《天演论》、亚当·斯密的《原富》、孟德斯鸠的《法意》、斯宾塞尔的《群学肄言》等。严氏选材严谨，态度认真，提出的翻译标准“信、达、雅”，对我国翻译事业作出了贡献。林琴南采取与他人合作的方式，译了一百六十多部文学作品，著名的译作有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《黑奴吁天录》《迦因小传》等。
